过去在南京城里，鼓楼是最高处，在它东北处不远就是大钟亭。晨钟暮鼓，它们悠扬的钟鼓声，在南京的上空差不多鸣响了五百多年。
1925年前后，我大伯伯每天早晨七点半一过，就带着个小伙计去鼓楼。那时大伯伯十八九岁，我家在唱经楼西街有一处房子，前后两进，第二进是座旧式的楼房，天井和厢房一样不缺。
我爷爷便用这处房子开了家旅馆，因为那里有条小铁路。小铁路叫宁省铁路，跑着那时在全中国独一份的市内小火车，这小铁路西北东南走向，经鼓楼岗设了个车站，名叫无量庵。从1907年开始筹建，这小铁路几年下来，运营得相当成熟，我爷爷就决定去分这杯羹了。
执行者是我大伯伯，爷爷的意思是叫大儿子去历练历练，家中将来总要有人顶门立户。
去鼓楼的路从唱经楼西街走，最方便了。
唱经楼街从南朝北走一半，就会看见唱经楼的楼中流砥柱般矗立在那里，把唱经楼街分成了两条，东边的叫东街，西边的叫西街。唱经楼西街向西北走过顶多三百米，在薛家巷与尖角营的交会处就接到了黄泥岗。鼓楼地处这岗子的最高处，我大伯伯就是从黄泥岗去往鼓楼的。
那时南京城北下关江边的宁沪铁路和江北浦口的津浦铁路早已通车了，但南京历来的繁华之地都在城南。城南城北相距二十多里路，要去下关火车站，坐不起马车，拖黄包车的也不肯拉，要拉就是四十块烧饼的车钱。而有了小火车，只要花上四块烧饼的车钱，就能把你妥妥地从下关江边一直拉到城南的万寿宫站（白下路），在那里下车脚一迈，就是夫子庙了。
我大伯伯每天一早一晚来两回，提着一盏纸糊的灯笼，上面用仿宋体写着的旅馆名字格外鲜明。只要在人前一晃，不用开口，来干什么的就早已一清二楚了。
晚上的客人大多是做生意的，一般找旅馆都有点急。而上午来的客人一般要悠闲些，读书人多，一般都是冲着东面四牌楼的东南大学堂、西边薛家巷的金陵大学堂而去的。我家唱经楼西街的旅馆，恰恰就在这两处学堂的中间。大伯伯的经验是，娇贵的学生与讲究的先生，若嫌学堂的条件不好或者临时有事，就会住到外面来。
小火车晚点的时候，那时一个车站都会蔓延起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人们会站到铁轨边，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在轨道上听，我大伯伯也会跟着听。这一大排人的耳朵贴在轨道上，眼睛充满着期盼地望着。忽然那些头一个个地抬起来，爆发着喊一声，“来了，小火车来了！”接着就一齐朝站里狂奔而去……我大伯伯很享受这充满了希望与期盼的一刻，他也跟着朝里跑。
大伯伯曾向我爷爷提出，想坐一回小火车玩玩，话才出口就被我爷爷驳回了，但他的决心就这么下了。
他省下吃早饭的钱，买了票，小火车一来就不管不顾地挤了上去。只花了一块烧饼的钱买票，向北坐到了劝业会站（丁家桥）下车，再朝北过了三牌楼站就出仪凤门到下关了。
南洋劝业会听说是清末的倒数第三任两江总督端方办的，为办劝业会还特地在东面不远处的城墙上开了一个丰润门（玄武门），城里进玄武湖的路就通了。我大伯伯下来转了转，没敢到玄武湖，又上车花了两块烧饼的钱买票一直坐过了无量庵站（鼓楼）到了总统府站。他在这里下车是为了看看过去的两江总督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
回头的路小火车像匹小马似的跑得轻松而快捷，车里一颠一颠地晃动，耳边听到“咯嗒、咯嗒”的响声，大伯伯觉得身心从没有过的舒适自在。
回到周必由巷的家，我爷爷坐在八仙桌旁，黑着脸在等他，开口就问：“客人呢？”大伯伯说，送西街上去了。我爷爷一下子就怒了：“小顺子早就把客人接回来，说你坐小火车去了！”大伯伯就把眼睛望着拱形房檐下，去看那些被精雕细刻出的花鸟人物。
我大伯伯在墙根罚站，直到“亨得利”自鸣钟敲过三下，才有人过来把大伯伯拉到后面的厨房。在厨房，站在灶台边匆匆扒了两口饭，碗一丢就算吃过了。
吃过回房，大伯伯就在砚台里盛水磨好墨，坐下提笔铺纸要写些什么。这时房门一推，我爷爷进来了。相互看一眼，我爷爷走过来看那桌上写的字，理着胡子说，“馆阁体，黑而肥，很有官派的。”大伯伯差点笑出来，忍住了。我爷爷说，“你不要笑，我可是正经的武举出身，那时见到上元县令，也是不要下跪的。”大伯伯说，“花了十块龙洋吧。”爷爷说，“瞎说！花不花钱，在蓝家庄的演武场上，至少一百四十斤的石担子还是要举的，三十斤的石锁还是要甩出个花的。”大伯伯说，“坐小火车，就算我多吃了四块烧饼吧？”我爷爷就俯下身来贴着他儿子的耳朵低声说，“将来是你当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啊。”
我大伯伯两眼直楞楞地望着桌上写的字，只觉鼻子一酸。
第二天一早，我大伯伯把旅馆里的一切都安排好后，就来到鼓楼，爬到了鼓楼的楼上。
鼓楼我大伯伯天天来，以为再熟悉不过了，没想今天登上了真正的鼓楼，发现自己其实对它还是有些许的陌生。这就如同自己的父亲，生他养他，天天见面，要说熟悉，现在还真不敢讲。
大伯伯在春光之中，站在这鼓楼的城头上，把目光极力地向远处眺望着。不远处“呜呜呜”一声鸣响，又一列小火车开过来了，一个近代的工业文明，就这样闯入了他的生活。
